近世海通以来，中外关系变化，新增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学遂而勃兴，同时也产生数量庞大、性质各异的“交涉”相关文献史料。在近代中外关系文献的整理与利用方面，经数代学者辛勤耕耘，积累丰厚，而今人揆时度势，再辟蹊径，犹可追迹前贤，后来居上。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组织，戴海斌、张晓川执行主编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继五年前刊行第一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参与《丛刊》工作的整理者多为国内外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高校青年学者，大家都认为应该本着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态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每一种资料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研究性导言，这也成为本项文献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择其数种，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类型文献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予以绍介说明。本文为系列推送的第七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裘毓麐撰，裘陈江整理：《游美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裘毓麐，亦作毓麟，字匡庐，浙江宁波慈溪人。大约出生于1890年，清末入译学馆，为乙级学生，宣统元年（1909年）夏季毕业，后升入京师分科大学（原京师大学堂，民国后为北京大学），于1913年毕业，专业为法科政治门。裘氏所在的这一级毕业生，是中国政治学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在中国近代政治学教育史上占有崇高地位。
裘毓麐像
裘毓麐毕业不久，于191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清代史料笔记《清代轶闻》。后来萧一山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一文曾经列举多种清代笔记，称颇值得史家加以取材，其中便有这部《清代轶闻》，只是遗憾其与徐珂之《清稗类钞》，小横香室主人之《清朝野史大观》，王瀛洲、葛虚存之《清代名人轶事》，沃邱仲子之《近代名人小传》，胡怀琛之《清谭》等，均不注出处。而关于该书内容，裘氏自撰《凡例》称，对于清代名臣名将、文豪闺秀、侠仕畸人、遗逸高僧、宫闱秘史、里巷遗传等逸事异文，皆力为采求，为的是矫正旧日历史枯淡平衍、晦涩庸腐的弊病。其编撰此书时，所参考的书目不下数百种，于有清一代之名著杂记，旁搜博采。就入选人物事迹的标准来说，裘氏务求入选者“其人其事，影响及于一般社会者，皆穷其源委，详其生平，务使沿革相贯，事实昭著，”以冀读者能凭借此书“钩稽以往之陈迹，即可知近日国势民俗之原由”。该书由友人所题序言六则，其中多为裘氏同学同邑人物。集合众人序言所提供的信息可知，至少到此书撰成出版的1915年，裘毓麐为人称道的是长于英文，对于西方新制度、新学说，皆能窥其奥窔。其平时以研究西书西学著称于同学之中，但《清代轶闻》一出，友人纷纷惊骇于其学问之博，对于国史之熟悉。如徐翿伧认为裘氏著述乃是“慨时代之递嬗，与舆论之失真也，憬然思有以正之。”所编此书“固非从王官所录也，然抉择精而是非正，则言之有物不悖于古，其或亦知人论世者所不废”。而为裘书作序的同学中，最为出名应是定海陈汉章，陈氏乃是近代文史名家，后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其在序中也赞道：“同学友人裘君匡庐……博览诸家，露钞雪纂，别裁成书，视余读之，述一事颠末，必详传一人，情性毕露，夹叙夹议，可泣可歌，绝无人间小书之失，奚翅为有清史料而已。”不过可惜的是，《清代轶闻》对于了解裘毓麐的生平极少介绍，仅仅可从这些序言中得知，其字为匡庐。另外，所有序言中除了提到其平时以西学见长之外，还提及当时裘氏正好有留学美洲之行，可见其人于中西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诣，绝非一般闭塞守旧之徒。
裘毓麐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便计划赴美国留学。1914年12月，正式赴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学成回国。期间的1915年2月22日-12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举办了为期十个月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以纪念巴拿马运河开凿成功。裘毓麐正是当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其正式职务为中国驻美赛会监督处出品股股员兼农业馆主管。故在美期间留下的文字记录《游美闻见录》，回国后不久翻译发表的诸多介绍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状态的译文，均是留美的成果。不过在此之后，裘氏几乎很少再有著述发表，最后要到1930年代，偶有几篇笔记文章见诸报刊，且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因此，将裘氏当时连载于报刊上的《游美闻见录》（先后在《时报》《益世报》《大公报》《中华实业杂志》等刊物上均有刊登记录，以《时报》版为最全）和相关译文等加以汇编整理，可以作为研究近代博览会、留美学生群体和民初中外经济、科技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而其后期的思想转向，幸有钱基博、唐文治等人的评论文章可作参证，这些后期文献也可作为考察清末民初新派人物思想转折的有趣个案。
裘毓麐 ：游美闻见录（《时报》 1916 年 11 月 11 日）
因此，将上述文献加以汇集，统一编纂在《游美闻见录》的名下，主要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专门介绍。
首先，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裘毓麐作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亲历者的见闻。裘毓麐是中国驻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赛会监督处出品股股员兼农业馆主管，而他同时又是加州大学的留学生，其中到底是何关系，由于证据的不足，笔者只能大体做以下的推断。有记载称，裘氏清末在译学馆毕业后，应是分发到农工商部工作，后入北京大学商法科，于1913年毕业。因此，此次赴美虽然进入了民国，但很可能他一直在农工商部工作，而其所学以及此次留学专业均为政治经济学，故而能同时兼顾博览会的宣传策划等事务。1914年12月6日，裘氏随同中国赴美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人员一起出洋，当时的报纸详细报道了出发的情形：“巴拿马赛会赴美人员已于六号午后四时，在四马路外滩乘小轮至吴淞口外乘蒙古利亚号船前往。是日江干送行者，中西人士五六百人，颇极一时之盛。兹将出洋人物探列于后：监督陈琪及其夫人毛女士，委员欧阳祺及其夫人，沈延祚及其夫人，部派委员陈承修、章祖纯、周清任及其夫人、李宣谏，本处事务员周椒青、陈敻、桂一仙、裘毓麟、夏夔球、斐士、何世准，助理员于垕基，女助理员华英德。各省代表除直隶、浙江、山东已于十一月六号赴美外，是日同行者，湖南、湖北杨卓茂、葛敬猷，江西周泰瀛，广东冯耀卿、褚泽生，四川王国辅，江苏王树榛、吴竞诸人。此次赛品计去四百馀箱，尚有一千六百馀箱，监督特留事务员林廷藻、吴联魁、曾毓芳三员押运，并派刘、洪、周三员清理未了手续机关取消，其馀所遗物件，统由万邦、赵锡珣二员运京，缴农商部点收。闻万、赵二君系奉农商部批准，以办事员任用，二君将于本月十五号前，押运晋京，听候差委，至边省如云贵等省物品，虽已交齐，尚待护照，业由陈监督咨商沪海道尹颁发，闻贵州薛委员、云南郑委员将于日内返省销差矣。”（《赴美赛会出发纪要》，《神州日报》1914年12月9日）由此报道可知，此次赴美也是中华民国农工商部主导，因此裘氏如一直呆在商部，则显得颇合情理。
裘氏在《游美闻见录》中称：“余赴美后，在巴拿玛会场历十五月之久，巴拿玛大博览会，实为二十世纪初唯一之大博览，规模之宏大，历次赛会咸弗及。……赴会者共三十馀国，所以萃五洲之精英，罗万国之工巧，广搜慎择，聚于一堂，凡莅会场观览者，得于最短时间遍览世界新奇之物品，藉以觇各国文化工业之消长，以收比较观摩之效，其关系于学术实业者，决非鲜浅。”加上“会场事实历史，各国咸编专书，以纪其事，美国赛会总局总理，至集绩学之士百数十人，自去年起，分门编纂，于今秋八月始出版，分订二巨册，定价每部合华币三十元，各国杂志所载尤详，而吾国杂志中关于会场记载无一详备精确之作，以视各国，殊有愧色矣。余在会场虽久，所纪殊尠，惟撮述建筑出品大要，杂见于《大中华》及《中华实业界》而已，今特述会场最新奇之点一二，以补前日纪载之阙，当尤为阅报诸君所乐闻焉。”因此其在《闻见录》中所记与在几种杂志所载文献合看，则可以基本体现他对于此次博览会的介绍之功。由于完全是身处当地，且未来持续在该地求学，故《闻见录》从到达旧金山伊始介绍起，记录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巴拿马博览会的会场布置、中国参会情况、游览攻略以及参观见闻，均可谓是第一手的现场实录。除此之外，如裘氏自道其意在“撮述建筑出品大要”“会场最新奇之点”，而又是利用了各国所编“专书”“杂志”，故除了在1915-1916年的《大中华》《中华实业界》等杂志直接介绍博览会外，在归国后的1919-1921年，于《江苏实业月志》上发表了50馀篇介绍各国经济、科技的译文，应也是当年介绍博览会盛况的延续，其翻译报道的密度和广度可谓少见。
在这些译文中，经济方面除了综论有关进出口贸易的《输入或输出超过之真诠》等文外，连续介绍了英国、美国、日本、瑞士、荷兰、墨西哥、坎拿大（加拿大）、澳洲、俄国等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各自问题。在科技方面，主要介绍了工业革命时期的众多发明家和巨商的生平与成功之道，人物主要集中于英、美两国，如《纺织机发明家阿克卢德小传》（即理查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世界著名书贾麦克密伦传》（即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创立者丹尼尔麦克米伦，Daniel Macmillan，1813-1857），《航业家喀拿特传》（即冠达邮轮的创立者萨缪尔康纳德，Samuel Cunard，1787-1865），《世界著名造船家赉德小传》（即凯莫尔莱尔德造船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威廉莱尔德，William Laird，1780-1841），《英国电学专家葛尔文传》（即威廉汤姆森，第一代开尔文男爵，William Thomson，1824-1907），《英国毛织业专家束尔德传》（即提图斯索尔特，Titus Salt，1803-1876），《纺织机发明家克朗伯敦传》（即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1753-1827），《英国羊毛巨商霍尔敦传》（即艾萨克霍尔顿，Isaac Holden，1807-1897），《发明家瓦特传》（即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世界著名煤商安立阿德传》（即乔治艾略特，GeorgeElliot，1815-1893），《缝衣机发明家霍氏传》（即美国人伊莱亚斯豪，Elias Howe，1819-1867），《世界毛皮巨商史德莱哥纳传》（即唐纳德史密斯，第一代斯特拉斯科纳勋爵，Donald Smith，1820-1914）等。此外，译文中还介绍了麦哲伦、马哥博罗（即马可波罗）两位伟大的旅行家，以及几位西方近代著名艺术家的事迹，如英国画家兰特西亚（即埃德温兰茨尔，Edwin Landseer，1802-1873），意大利雕刻家楷纳佛（即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美国画家彭凡德（即约翰班瓦德，JohnBanvard，1815-1891）等。
裘氏的这些著述，与其所学专业密切相关，而其关怀更在于希望中国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处境。故一方面大力介绍世界各国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另一方面犀利地批评国内糟糕的经济现状。如《游美闻见录》借助巴拿马运河开凿的话头，展望二十世纪的商业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之商业，太平洋商业之时代也。一国商业之盛衰，恒视其国在太平洋之位置如何为断。……自去岁巴拿玛运河落成，为近世商业开一新纪元，其关于太平洋、大西洋两岸诸国影响甚巨。自苏彝士运河开通以后，而欧亚之风云日急。巴拿玛运河告成，太平洋、大西洋之交通骤缩短数十日之水程，美洲东岸诸国之物品，输入亚东，殊形便利，此关于商务者也。”“自此河（巴拿马运河）开通，而世界之形势一变，列强对于吾国之国际关系，当必愈形紧逼。……吾国以积弱之馀，当世界潮流之冲，忧时爱国之士，宜如何戒慎恐惧，沉思观索，以应世变，其对于世界巨工巴拿玛运河之落成，决不容视为海外新闻，徒供清谭记述之资而已也。”鉴于当时美国和日本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回顾国内却“金融紧迫，实业凋零，哀鸿遍野，萑苻时虞，国民生计，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就国内商人言之，谨厚者墨守成法，拘泥迂阔而不知变通，谭新企业者耳食皆从，疏空窒碍而无补实用。若有志考察实业，漫游欧美数月，归而叫嚣跳踉，大言炎炎，呼吸文明空气暂旬月，而意气已令人不可向迩，求其以冷静之头脑，缜密之心思，弘毅之才力，为国民倡一业能继长增高以期不敝者无有也。而所谓聪明材智之士，力竭其毕生心思才力，奔走于权位利禄之途，揣摩于趋避钻营之术，患得患失，东扶西倒，一若世界之功名事业，无出于官爵利禄者”。裘氏大为忧虑，担心“彼（列强）挟其商业政策，国民富力，操刀待割，乘时进取者，固大有人在。循自以往，恐户内蛮触之争未已，而他人已入室矣。”他愤而警告：“立国于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场，苟国民于新企业、新工艺之智识，茫无所知，而犹沿中古式诡谲侵陵之政策以为治，则国未有能倖免者也。”以及“一国实业之兴盛，必在宪政修饬、学术昌明之后。若小民憔悴于虐政之下，无以自卫其身家，学子忸于空疏之习，游谈无根，则虽日提倡实业，庸有微末成效之可睹哉。吾国三代后工业之不进者，岂国民智慧之不犹人哉，亦由政熄学废为之梗而已。”（裘毓麐：《英国工业发达小史》按语，《江苏实业月志》1919年第7期）因此，在其著述中还有如《吾国实业不振之原因》等分析种种缘由，同时又屡有鼓吹如何提振本国经济的种种办法，可谓苦口婆心。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馆全景照片
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场馆图片，右上角盖有“裘毓麟赠”章
其次，展现了民国初年留美学生的心态和生活。裘氏在《游美闻见录》开门见山直陈自己此作“述见闻所及以示国人”，强调“吾国人游历欧美各国，苟欲述其见闻所及，以评论政教风俗之得失，则必先去其二弊”。然而何谓二弊？“一为学究之眼光，一为洋迷之眼光是也。”具体而言，“学究之眼光，则以吾国旧礼教、旧风俗无不善，亦无一不当保存，甚至西国政治学术之可采者，亦必以吾国旧说附会之。”“洋迷之弊，则适与之相反。洋迷一履西土，无殊登仙，景仰西人，无殊天人。无论西国之秕政陋俗，咸诩为美谈；无论西国鄙夫俗子，咸视为神圣。而语及我国政教风俗，似有深恨宿仇，必丑诋之而后快，一若吾国自皇帝尧舜至今，野蛮已五千年，无丝毫文化之可言者。”他作《闻见录》，虽说“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但其鉴于“近年以来，国人中洋迷之毒者愈甚”，批评的主要还是“洋迷”问题。
1916年，还在北京大学就读的顾颉刚读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游美闻见录》，他当时可能也有出国的打算，故关心留学生在外的生计问题。由于裘氏在文中警告自费留学的学生切勿寄希望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解决财力不逮的难题，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由于“排斥华工甚，普通华工尚艰于得业”。由此顾氏开始反思当时国内颇为盛行的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问题。而关于类似的情况，裘氏在文中举了诸多生动的例子，以提醒不可偏听偏信所谓留洋经验。他指出“苟欲求世界智识，如通外国文者，不如多读西书西报，如不通西文者，亦可择译书译报之佳者读之”。他以自己初到美国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首先指出不可迷信“出洋老前辈”，其言可能反而多不切于实情。比如有“老前辈”对于在美如何乘坐电车的错误告诫，对于购物不可还价的谬言等。其次，如一般盲目推崇外人，称其必定诚实可信、必定慎重人命等定论也不可全信。此外，在批评“中洋毒”的留学生时，更是辛辣讽刺。他以曾遇到的一位粤籍留学生为例，称其不通中国普通方言，只能操英语相谈。而二人交谈后，更得知其粗通之国文，乃是习自游历中国有年、年老回国的傅兰雅。故裘氏感叹道：“夫中国人不在中国学中文，而至美国学中文，一奇也。中国人学中文，不师中国人，而师美国人，二奇也。各项科学，中国虽不发达，何至以吾国固有之国文，亦必待美人至中国学中文，回美后乃复教中国人以中国文，天下宁有此迂远荒谬之事耶？使稍有是非之心者闻之，当无不为之惊骇，乃吾国留学生恬然述之不以为怪，诚天下事之不可解者矣。”而他在亲自拜见傅兰雅后更是大受刺激，因为傅氏也感慨：“中国近日之派遣留学生，何漫不选择至此？余亲见多数留学生，中学毫无根底，于中国内情隔膜殊甚，与一未至中国之外国人无异。即使学成，将使为中国人耶？为美国人耶？抑中国政府将为美国代造就国民耶？余不解此辈回国后果有丝毫之裨益于祖国否耶？”而有鉴于当时日本所派留学生的良好效果，裘氏痛惜中国留学界多怪诞离奇之现象，而仍无一定方法宗旨。同时批评中国留学生“在外时，既无选择去取之辨别，回国后则务以大言吓人，小试不售，即悍然归咎国民程度之不到”。
故裘氏主张：“评论欧美之政教风俗，是非优劣，宜各求其实，不可随声附和，一味赞美，致未出国门者阅之，疑鬼疑神，无所适从也。盖制度法令，无绝对之利，亦无绝对之弊，而一国之大，万民之众，俶诡奇离之风俗，烦颐复杂之政教，决不人人贤良，事事优美也。”正是其“不敢偏于学究，亦不敢偏于洋迷”的立场，使得其立论虽也偶有偏激之处，但仍不失务实恳切。
第三，裘氏的著述多集中于归国后不久，即1916年至1921年，但此后发表的作品明显减少。又由于裘氏个人资料的奇缺，只能知道在1921年6月，他已经参与了上海华商证券棉花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后成为常务理事之一；同年11月，又参与了大东物券日夜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建，后也成为常务理事之一，显然忙于从事经济活动。在稍后的时间里，目前只能看到1926年其为好友兼同乡柴萼的《梵天庐丛录》所作的序言。文中裘氏自称：“（民初）十馀年间，余浪迹南北，离乡日久。”而由于其曾有编纂《清代轶闻》的经验，因此对于同为史料笔记的《梵天庐丛录》颇有一点发言权，序言中称赞柴氏此书“举凡朝野遗闻，艺林佚事，典制考据，名物原始，无不兼包。观其搜求之富，则其平日之精勤可知矣”，当然也意在借批评宁波当时“士竞浮华，俗尚险巧”的学风之衰。在此之后或许正是忙于经商，几乎看不到裘氏的任何著述，最后一个发表高峰要到1930年代了，而其思想已明显发生了很大的转向。
裘毓麐：《巴拿马赛会中国丝绸茶磁介绍书》，《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2卷第9期
1933年，裘氏在《青鹤》杂志上发表了3篇《匡庐笔记》，其自道：“近年余喜阅宋明诸儒性理等书。”同时批评“乃一二妄人，对于吾国旧有之学术，不惜出全力以抨击之。一若是类书籍，深有害于人群，碍于文化，非绝迹于国内，则决难图改革者”。这当然与其留美期间批评“洋迷”问题有着一贯性，仍主张“吾国苟欲免敌人之侵凌者，当先去学术上之奴性”，但其为学的根基，明显已非西学，而归于佛典、宋学等。裘氏后期的学术，本可以通过其所撰《思辨广录》一书加以了解，但可惜至今难觅原书，或许该书本就未曾刊行。不过幸好可以通过1935年钱基博和唐文治所撰的书评和序言大致了解，尤其是钱基博的书评，名为《十年来之国学商兑》，实则便是向学界推荐裘匡庐（即裘毓麐）的《思辨广录》，望能“供时贤之论衡而开思辨之境涯”。文章开头对于裘氏的生平经历则作了一些介绍：“先生，名毓麟，匡庐其字，慈溪人。旧译学馆毕业，升入京师分科大学，以民国二年赴美，留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习政治经济。五年回国，曾为文著论欧美社会之崇势利而薄仁义，终无以善其后，而不如孔孟之道为可大可久，刊登《时报》。方以新思潮澎湃莫之省也，于是闭门读书二十年于兹，精究程朱，旁参释老，积久有得，而著为书。”钱文对于裘氏的治学经历与该书主旨作了大量的摘录与介绍，其摘录裘氏自叙治学之经历，则为“三十以前，年少气锐，事事喜新恶旧”，且“三十岁以前，固为一纯粹学校之学生，彼时所喜研究者，厥惟西儒之科学。吾国圣经贤传，尚不厝意。”而在回国后数年间，“偶得佛经读之，恍然如久处黑暗之中，骤睹光明，奇趣妙理，日出无穷，读之愈久，好之愈笃。……往年余思研国学，欲略知宋儒学之梗概，取《近思录》读之，不能得其精意。”但凭借着“读之愈久，好之愈笃”的求学精神，因而得以撰成《思辨广录》，对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学问之争，对于青年修习国学的方法，对于清代学术，对于儒释道三教会通等等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得到钱基博超乎寻常的赞赏：“观其所称，见解超卓，议论中正，以聪明人，说老实话。其论不必为近十年发，而近十年之国学商兑，惟先生殚见洽闻，洞见症结，人人所欲言，人人不能言。”而唐文治在序言中也称赞裘氏此书“举凡辨章国学，匡救时弊，致广大，尽精微，而会归于有用”，故在文末“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教中国、救世界之责，属望于裘君”。裘毓麐一生治学从西而中，由新而旧，渐渐对于中国旧籍和传统学问有着更多同情和理解。裘氏由译学馆出身，而后留学美国，对于西方文字、西方制度、西方文化的了解绝非停留于纸面，而归国后，随着经历学识见长，却能转入宋学甚至佛典之中，可以看出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或可说是一位学人成熟深思的回归。裘氏能有如此思想转向，在1940年还一度引起晚年吴虞的注意，吴氏在日记中称“裘毓麐为美留生，竺信朱子”，而裘氏的思想转向与吴氏晚年自觉“考订训诂，烦琐无补身心”颇相契合。这种自民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回澜，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近代反传统运动的不同面相。
裘毓麐：《匡庐笔记》，《青鹤》1933年第1卷第17期
最后，关于裘毓麐的结局目前并没有找到可信的史料，但是笔者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曾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人物。1938年10月13日，伪行政院长梁鸿志发布命令：“任命裘毓麟为教育部秘书”。几乎与之同时的《申报》关于《南京伪组织之奴化教育政策》的报道中也提到：“伪教育部为宣传奴化思想，实行‘中日亲善’，藉以麻醉一般青年起见，特发行《东方文化月刊》一种，由伪‘部长’顾澄氏，指派裘毓麟……等十四人为特约编辑，其第一期定本年一月出版。”不过据目前笔者所见的《东方文化月刊》中，未见裘氏参与编辑的信息。但是在1940年3月伪政府的《维新政府职员录》中赫然有“职别：秘书。姓名：裘毓麟。别号：匡庐。年龄：五一。籍贯：浙江鄞县”的信息，可证实为同一人。（此条感谢宋希於先生的提示。）那么这样的结局与1935年学界对于裘氏及其学说寄予的厚望相对照，就显得极为讽刺了。而裘氏自己曾也大谈欲挽救“国势之危、民生之困”，这种思想转变与后来政治抉择的反照，所言与所行的背离，则更值得玩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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