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忠：何以和合发展？

大约7年前，我曾接待一位欧洲知名政党研究专家。交流中，当谈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时，他对政党合作的重要性表示认同，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不甚在意，认为其不过是宣传口号。我当时便向他解释，这一理念绝非国际关系中的简单说辞，而是承载着中华文明五千年和合共生、和合发展的深层基因——这种基因不仅体现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智慧中，更是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精髓，从传统社会的“协和万邦”到当代治理的“统筹协调”，始终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一脉相承。它既是理念，也是实践——中国并非只停留在口头宣讲，而是切实将其融入发展进程中。​

如今，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到全球范围内的包容性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诸多实践，都在印证着和合发展的逻辑与力量。而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进步、多元社会诉求的平衡兼顾，同样是和合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即便如此，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国内，仍有不少人未能真正理解其内涵，这背后实则是对其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缺乏深入探究。

渔船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嵊泗中心渔港驶向渔场。新华社图

而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和合发展的内涵已进一步拓展。它不仅关乎人类内部的国内合作与全球协同，更延伸至人类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协同共进。可以说，和合发展既是中华文明的理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标识，更是破解世界难题、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理念，面向未来，我们亟须深刻把握其精髓。

一、何以追求和合发展？

对和合发展的追求，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蕴含于多元理论的融合创新，更体现在古今实践的持续探索中。从历史逻辑的延续性到理论逻辑的系统性，再到实践逻辑的开创性，这种追求既是文明演进的自然选择，也是应对复杂挑战的理性抉择。​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部不断践行 “和合”理念的探索史。早在文明萌芽时期，中华先民便在与自然的互动及族群交融中，孕育出 “合” 的智慧。黄河流域的治水实践中，大禹联合诸部落协同攻坚，不仅推动了不同族群的协作融合，更推动了“协和万邦”这一政治理想的具体实践；商周时期的“天命观” 将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保民”“惠民”的德行要求深度绑定，为“政通人和”的治理传统奠定了思想根基。这种对“和合”的追求，在秦汉以后的大一统进程中持续深化：秦汉以“书同文、车同轨”整合多元文化，隋唐秉持“胡汉一家”展现包容气度，元明清时期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的制度创新，在维护大一统秩序中，以“因俗而治”吸纳部分异质文化，在矛盾与调适中推动多民族共生的文明共同体走向成熟。​

贯穿其中的是对“大一统”与“多样性”平衡的深刻把握。不同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中华文明追求“和而不同”的辩证统一：既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整体认同，又尊重“十里不同风”的地方特色；既推崇儒家主导地位，又包容道、法等思想补充，形成 “儒道互补”“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这种历史基因让“和合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存续的底层密码，使其在王朝更迭、异族入侵中保持连续性，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

从理论逻辑来看，和合发展理念经数千年积淀与创新，形成多元融合的理论体系。其根基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将世界视为阴阳相济的整体，拒绝绝对对立，为“和合”提供哲学基础——正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揭示，差异是共生前提，协同是发展动力。​

在此基础上，儒、道、佛思想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儒家以“仁” 为核心，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将“和合”延伸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道家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拓展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佛家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禅”文化，将“和合”内化为个体与自我、他人、世界的相处之道。这些思想相互激荡，构成“和合发展”的传统文化谱系。​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和合发展”注入现代理论活力。其“事物普遍联系”“矛盾是发展动力”的观点，与中华文明整体思维高度契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与“大同世界”理想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这种理论融合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使其从传统智慧升华为现代治理理念。​

从实践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催生了和合发展的现代实践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实践探索不断深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系统阐述重大关系的协调之道，将“统筹兼顾”确立为基本方法，在百废待兴中推动国民经济恢复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为和合发展注入新内涵——激活多元主体活力，推动“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经济领域兼顾市场与政府作用，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社会领域通过脱贫攻坚、社会保障，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生态领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破“先污染后治理”老路。​

进入新时代，和合发展实践逻辑拓展至国际领域。“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呼应，贯通国内“协调发展”与国际“共生共赢”。国内通过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破解不平衡；国际以“一带一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这种“内外兼修”的实践，让和合发展从理念走向现实，成为破解当代世界难题的生动范例。​

历史、理论、实践逻辑的统一，构成追求和合发展的完整链条。从先民治水到全球治理，从《易经》思维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合发展始终围绕“人的发展”核心，在传承中创新，成为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智慧。​

二、何以坚持和合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和合发展理念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不断深化，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价值、制度与组织三大维度的支撑体系。这三大维度相互协同、相互强化，共同构成和合发展的坚实保障，使其从理念转化为持续的实践行动。​ 

从价值维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坚持和合发展的核心导向，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为统筹各方利益提供根本遵循。计划经济时期，党和政府以“综合平衡”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既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奠定工业基础，又通过统购统销、集体经济确保农民基本生活，避免贫富分化，体现“全国一盘棋”的和合思维。改革开放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拓展了和合内涵。经济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先富带后富”防止差距过大；社会建设聚焦共同富裕，通过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以社会保障覆盖全体人民。对外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外交基石，从建国初与周边国家建交，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不干涉内政”理念一脉相承，将国内和合思维延伸至国际舞台。这种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整体利益为落脚点的价值取向，确保和合发展不偏离服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

从制度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和合发展提供刚性保障，通过系统性设计实现不同领域、群体、阶段发展的协同推进。国民经济五年规划（计划）是协调发展的经典实践，从“一五”聚焦重工业到“十四五”强调“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每个规划既突出阶段性重点，又兼顾配套领域发展，避免了盲目性与碎片化。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制度的协同强化了和合效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广泛代表性吸纳多元诉求，使政策体现“最大公约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经济领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既发挥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又通过民营经济激活市场活力，形成“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些制度相互衔接，如五年规划经人大审议通过，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确保和合发展在制度层面的连贯性。​

从组织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和合发展的核心枢纽，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将多元力量凝聚成整体合力。党的领导体系具有强大协调功能，中央层面通过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重大战略统筹推进，避免部门、地方利益干扰；地方层面党委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这种优势在应对挑战时尤为凸显，脱贫攻坚战中，全党总动员建立扶贫体系，协调多领域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疫情防控中，党组织统筹医疗、物资、防控各环节，形成“全国支援”的协同局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组织协同内涵，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提供专业建议，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生态。此外，党组织通过群团组织联系不同群体，依托基层组织扎根社区乡村，将个体、社会力量纳入发展大局，实现“国家、社会、个体”良性互动。这种“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取代”的艺术，既保证发展整体性，又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为和合发展提供强大组织动能。​

价值维度的导向性、制度维度的保障性与组织维度的执行力，共同构成坚持和合发展的“铁三角”。“以人民为中心”引领方向，系统性制度提供框架，党的组织凝聚力量，三者相互赋能，使和合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不断深化，既解决不平衡问题，又保持发展连续性，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与实践效能。

三、何以践行和合发展？

理念的落地需要具体路径，和合发展的践行需从多维度协同推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和合发展的践行并非抽象理念，而是通过人的维度、事的维度、规律维度与领导维度的系统协同，转化为具体实践路径。这四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回应发展核心命题，勾勒出和合发展的实践图谱。​

从人的维度来看，核心是实现“多元关系的平衡”，涵盖四个层面。个体层面强调“灵与肉”协调，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就业增收，又通过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让个体在物质富足中获得价值认同。群体层面处理“质与量”关系，“量”上聚焦 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以普惠政策覆盖全体；“质”上依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差距，通过东部对中西部的产业、人才支援，提升全国发展质量与均衡性。国际层面 “我们与他们” 体现和平发展理念，中国借“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共享机遇，通过基础设施与产业合作实现文明互鉴、“美美与共”。代际层面关乎“这一代人”与“未来人类”的公平，全国性生态保护工程既保障当代生态福祉，也为后代留下绿色空间。而这一系列实践，恰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发展需兼顾 14 亿多人口的整体利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在群体层面“质与量”的协调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正是个体“灵与肉”平衡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贯穿于代际公平的生态实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在“我们与他们”的文明互鉴中充分展现。​

从事的维度来看，需统筹五大建设、外交与党建的协同推进。国内治理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和合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建设奠定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文化建设凝聚精神力量，社会建设筑牢民生底线，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发展根基，五者相互促进，构成动态平衡的治理整体。外交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将国内和合思维延伸至国际，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创新，通过多边合作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党建层面，党的自身建设是统筹关键，通过政治、思想等建设提升执政能力，以制度建设和反腐败确保先进性，强化宗旨意识，成为引领和合发展的坚强核心。 

从规律角度来看，需把握“发展、秩序、安全”的有机统一。发展是核心驱动力，通过创新驱动激发活力，在经济提质增效中拓宽利益协调空间。秩序是稳定保障，依托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将纠纷化解在萌芽，为发展创造安定环境。安全是底线支撑，覆盖多领域，粮食安全领域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供应与可持续；生态安全领域划定红线，守护发展根基。​

从领导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和合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央层面通过顶层设计引领方向，中央全会部署与五年规划凝聚共识，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协同格局，避免局部利益干扰整体布局。地方层面，党委统筹政府、市场、社会资源，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各方行动，既保证决策统一，又激发主体活力，使区域发展契合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面对挑战时，党组织快速凝聚跨域力量，在风险防控中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将分散力量汇聚成“全国一盘棋”的合力。​

人的维度聚焦发展目的，事的维度构建路径，规律角度把握逻辑，领导维度提供保障，四者相互支撑，既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追求，又彰显“统筹兼顾”的智慧，让和合发展从理念化为推动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生动实践。

四、何以拓展和合发展？

人工智能的崛起，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文明形态与全球格局，也为和合发展理念开辟了新的实践维度。面对这一变革，拓展和合发展需直面三大核心命题：人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共生、既有文明成果与人工智能催生的新文明的兼容并蓄、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在智能时代的互促共进。破解这些命题，始终要以“以人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遵循，在变革中守住和合内核，在创新中拓展发展边界。​

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重构，是拓展和合发展的首要课题。当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服务业、创意领域逐步替代人类劳动时，“排斥”与 “对抗”只会加剧社会撕裂，“拥抱”与“合作”的和合逻辑才是理性选择。这种合作是基于各自优势的协同进化：人工智能擅长数据处理、精准执行等重复性工作，人类则在创造力、情感共鸣、价值判断上不可替代。工业领域，机器人承担高危工序，工人转型为“人机协管员”，算法优化流程的同时，人类把控质量标准，既提效又避异化。更深远的是，人工智能替代部分劳动后，人类从机械劳动中解放，转向创造性活动，实现“劳动形态升级”。这要求社会建立转型支撑体系，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创造力培育”，社会保障从“就业关联”转向“全民覆盖”，让每个人在人机和合中分享红利，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在智能时代的内涵。​

协调既有文明成果与人工智能新文明的关系，是拓展和合发展的文明维度。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工具，更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伦理观念与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并非否定既有文明，而是传承中的创新。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提供了智慧源泉，对待传统技艺，人工智能通过数字建模复原敦煌壁画、模拟古琴演奏，让古老文明焕发生机；对待现代文明成果，人工智能借助大数据分析把握社会矛盾，让“实事求是”更具穿透力。同时，新文明生长需以既有文明为根基，人工智能伦理离不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承，算法公平性呼应“天下为公”的追求。这种“守正创新”的文明观，拒绝技术与传统对立，让人工智能激活古老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和合中推动文明演进。​

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格局的背景下，协调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是拓展和合发展的国际维度。智能时代加剧了全球技术竞争与规则博弈，也提供了国际合作新空间，和合发展理念是破解“技术霸权”“文明优越”等陷阱的钥匙。技术层面，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议”，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智能农业技术，推动跨境电商算法互认，打破“技术垄断”思维，让人工智能成为缩小南北差距的工具。文明层面，中国与世界的智能对话坚持“和而不同”：与欧洲探讨伦理时，借鉴其数据保护经验，分享“天人合一”理念；与非洲合作数字基建时，引入技术并尊重当地文化与节奏。更深远的是，中国将“以人民为中心”延伸至国际，推动“人的福祉”成为全球智能治理核心，在医疗领域推动跨国病例共享，在灾害预警中实现全球共防。这种“内外贯通”的和合逻辑，让中国智能成果惠及世界，也让世界智慧滋养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本质上是对“发展为了谁”的再追问。拓展和合发展最终要回归“人”的尺度：人与人工智能合作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兼容是为了成果惠及更多人；中外协同是为了智能时代发展更公平可持续。在此过程中，和合发展坚守“以人为本”核心，拓展“和”的边界，从人际和谐到人机共生，再到文明互鉴，最终在智能时代开辟共生共荣的新路。​

（作者郑长忠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