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上海气象博物馆展示的竺可桢致马德赉明信片。
二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科学家，面临国弱民穷与内战不断的大环境，竺可桢深知发展科学的不易，总是以世界先进之国作为对比鞭策国人。1921年7月，发表《我国地学家之责任》，其中称：
近年以来，政府已有中央观象台及地质调查局之设立，此不得不为差强人意之处。但因限于经济，故其规模不能与欧美各国所设立者相比拟。……我国北京气象台，则其设备，乃不足与徐家汇气象台及香港气象台相提并论。……现时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第1卷，340页）
将生民的命运寄托于外国人创办的机关，这深深刺痛了竺可桢这一代科学家的心。他在同年8月发表的《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直接将气象台之设立与国体联系在一起：
夫英法各国，非有爱于我也，徒以为其本国之海运谋安全计，不得不有气象台之设置耳。我国政府社会既无意经营，则英法各国即不能不越俎而代谋。……故徐家汇气象台能于每日综合各处报告，而制为中国气象图。……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日本自战胜俄国而后，于南满及我国本部沿海，亦渐增设气象测候所。一览日本中央气象台所印行之日本气候表，则奉天、长春以及天津、南京、杭州与神户、大阪、仁川同列于一行，是则直以中国之气候，为日本之气候矣。（第1卷，344页）
认为列强在中国发展气象事业是“越俎代庖”，是中国的“大可耻”。1922年11月，作为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撰《本校急应在北极阁上建筑观象台意见书》，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论说。文中称无论是台风预报、地震报告、温度测定、雨量多寡，“我国在在皆倚赖外人所设之机关。昔人有言，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我国人对于此种需要之设备，不能着着进行，则无怪乎外人之越俎代谋也”（第1卷，357页）。
在《现代评论》所发起的“科学研究”讨论中，竺可桢于1927年3月26日发表《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仍认为列强在中国创设科研机构是“越俎代庖”：“外国人到中国来办科学事业，从学术上我们应当欢迎，但是从国体上着想，从民族光荣上着想，我们是不是能永久容忍这种越俎代庖的办法呢？”他并不仅仅停留于此，进一步指出，这是学术上的不平等，比条约不平等更为“可耻”，鼓励国人实实在在地从事科学研究，取消“学术上的不平等”：
一般人统晓得条约上的不平等是一桩可耻的事，但是学术上的不平等，尤其可耻。因为条约上的不平等是人家以枪炮兵舰强迫我们结成的，学术上的不平等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努力去干，遂有这种现象的。科学既是近世文明的基础，发达工商业最要的利器，而且是追寻真理的唯一的途径，我们若要和世界列国相抗衡.那末不能不脚着实地去研究。问题无论大小，凡是可用科学方法去解决的，统应去干，这是取消学术上不平等的惟一的法门，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天责。（第1卷，570-571页）
同年4月，发表《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与后发展国家日本为例激励国人首先致力于地方性科学研究，以摆脱学术殖民的境况：“国人咸知条约上之不平等应取消，而不知学术上之不平等，亦应努力破除。……条约上之不平等，由于列强之炮舰政策，其过在于彼。而学术上之不平等，则由于吾人之甘自放弃，其过在于我。是则学术上之不平等，实较条约上之不平等，尤为可耻，而尤不能不努力以废除之者也。”（《全集》第1卷，572-579页）
徐家汇天文台作为学术殖民与不平等的标志，竺可桢认为其代表人物是曾负责天文台气象部和地震部的耶稣会士龙相齐。龙相齐（Ernesto Gherzi），1886年8月8日生于意大利圣雷莫（San Remo），1903年10月加入耶稣会，1910年10月在巴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接受气象学和地震学训练后来上海，在震旦大学教授物理学。两年后返回欧洲，完成神学学业后，1916年6月被任命为神父。在巴黎耶稣会哲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1920年10月重返中国，任职于徐家汇天文台，初任地震部门主任和气象部门副主任。1930年任徐家汇气象台台长，一直到政权鼎革（此时徐家汇天文台包括徐家汇气象台、佘山天文台、陆家浜地震地磁台等，龙相齐是徐家汇气象台台长，总台长另有其人）。
龙相齐任职天文台后，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1922年给到访的一位科学家留下深刻影响，“他形容龙神父充满‘真正学者的气质’，‘眼神流露出自信及安详’”（梁作禄著、林瑞琪译《徐家汇对社会及科学界的贡献》，Tripod，July-August，1992，44页）。也曾介入中国学术交流系统，1924年以《微震新解》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年会，论文后发表于《科学》第9卷第6期。龙相齐专长于气象学与地震学，以追踪台风轨迹闻名远东，研究约千次台风演化过程，开发了一种预测台风形成和移动的系统，成功预测了不少台风；在地震研究上，主编《徐家汇天文台地震记录（1921-1932）》十二册，曾提出某些类型的微震是由热带气旋的压力振荡通过液体传递至海底引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地震学调查中得到了验证）。1936年获选梵蒂冈科学院院士。
图2 龙相齐（1886-1973）
与大多数在华耶稣会科学工作者较为谦逊不同，龙相齐性格似乎有些激烈。他1927年加入中国科学社，旋因南京事变正式函请退出，是中国科学社几十位外籍社员唯一因此退社者。竺可桢与他打交道始于何时不得而知。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龙相齐，就是一个“反面角色”。1936年2月1日日记说，中研院气象所建立之初，要海关气象电报“更用大陆尺寸制，而徐家汇龙相齐反对，去年广播气象电报集中，而龙相齐又反对”（第6卷，18页）。看来对于竺可桢主导的中国气象科学事业，龙相齐多持反对态度。1937年4月6日，一向在北方京津一带工作，后调徐家汇的天主教司铎裴化行（Henri Bernard，1889-1975）到中研院气象所访问，对气象所4月1-2日召开的气象会议未邀请徐家汇人员与会“颇引为遗憾”。竺可桢将龙相齐过去种种“不合作态度”一一陈述，“如六七年前之改摄氏”“前年之改分区广播”，“渠皆反对”。裴对龙相齐不以为然，说以后可直接与总台长雁月飞交涉。几天后，裴再来，传达雁月飞意旨，“以后如有来往信件可与Lejay遥商，过去因Lejay常在欧洲，故不得不由龙相齐出面云云”（第6卷，279-280、282页）。因龙相齐而造成中国气象学界与徐家汇的紧张关系，可能随之而有所缓解，但龙相齐在竺可桢心目中的形象并无转化。
龙相齐不仅处处作对，而且往往抓住中方的一些差错大做文章，引起竺可桢的极度不满，以为是故意“挑衅”。南京气象台1936年7月31日六点广播台风位置错误，被徐家汇发觉，龙相齐致函交通部，要交通部发函声明此次预报错误“乃南京气象台所发”。竺可桢虽然认为中研院气象所这种“误谬之处亦急应设法避免”，但认为龙相齐致函交通部这种“有意挑衅之函件”，“足令人发指”（第6卷，136页）。
抗战期间，徐家汇天文台遭到严重破坏，各项事业进入停滞状态。战后，中央气象局接管改组外滩信号台，成立上海气象台，郑子政出任台长。郑意欲趁机接收徐家汇天文台，竺可桢对此持不同意见。郑一意孤行，不想龙相齐“复函大骂”，并致函翁文灏，控诉郑“到沪后种种不协舆情”。竺可桢以为“龙本傲慢无礼，而又不能与人合作，适逢不知趣之子政”，遂成如此局面。不得已，竺可桢一面致函他的学生、时任中央气象局局长吕炯，让他嘱咐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程纯枢“注意台风，以备回国后主持沪台，不然则必贻笑外人也”；一面再函吕炯，让郑子政辞职，以卢鋈（温甫）替代，同时致函郑子政，“嘱其自动辞职”。对于郑子政的作为，竺可桢以为是“自不量力”：“先是子政欲得上海日人所办之自然科学研究所，不知其已交与研究院，视为禁脔，岂容他人问鼎乎？子政之不自量至于此。”（第10卷，15、46页）战后郑子政以中美技术合作所气象顾问身份抵达上海，想染指已被中研院接收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确如竺可桢所言不知“天高地厚”。
政权鼎革之际，龙相齐应中央气象局之邀赴菲律宾出席远东气象会议，会后“人民政府不准其回”。他先栖息于香港天文台，旋应葡萄牙政府之邀赴澳门创建地球物理观测站。其间，龙相齐“大肆攻击人民政府”。时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茅若虚（Ludovicus Dumas，1901-1970）“亦极反动”。人民政府决定接收徐家汇，由竺可桢居间组织协调，当然也非一帆风顺。无论如何，翌年接收成功，学术殖民标志物的徐家汇天文台由此转化为新政权天文气象科学和气象事业重要的基地。1954年，龙相齐离开澳门赴美进行学术演讲。翌年，移居加拿大，担任蒙特利尔让德布雷布夫（Jean de Brbeuf）地球物理观测站研究主任。
三
以“用重力法测探水口山铅锌矿、创制新型地震仪，主持鹫峰地震研究室”为理由正式候选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中国地震学奠基人之一的李善邦，早年曾在徐家汇天文台从龙相齐学习地震学。他晚年回忆说，他通过老师物理学家胡刚复的介绍，去徐家汇天文台向地震台负责人龙相齐请教，结果龙相齐“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不能研究地震，“我听了既可恨又可气，咬了一下牙，发誓要把地震研究搞起来”：
他对我很鄙视，……叫我跟他的助手去燻烟纸、换记录，根本不理会我。我急得没有办法，将情况反映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颧，设法在当时的农商部弄来一个顾问衔头给他，他对官衔却十分喜爱，这才改善了一些对我的态度，但只要我当帮工，一点也不教我地震学的基本知识。（李善邦《六十生辰回忆》，《地震地磁观测与研究》1989年第6期，63页）
在徐家汇五六个月时间，李善邦“对测震学没有得到一点系统的了解”。可实际上他通过学习与龙相齐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翁文灏在1930年出版的鹫峰地震研究室《地震专报》第一期前言中说，李善邦与龙相齐经常联系，龙相齐是地质调查所地震研究顾问、国立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李善邦日记也记载说鹫峰地震台建立后，龙相齐还专门来参观。李善邦陪他到仪器室，“检阅震仪，未易丝毫，皆甚好”。讨论地震问题，一涉及理论，李善邦往往不得要领，“肤浅不得深入”。后来，李善邦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基会）资助赴美游学，专门到上海拜访龙相齐。龙相齐为他撰写推荐信，举荐给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地震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的古登堡（Beno Gutenberg，1889-1960）教授（老多《张衡继起者——地震学家李善邦和他的朋友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3年，51、55、84页）。
从日记记载和实际情形来看，龙相齐对李善邦的学术成长影响甚大，自然完全不是晚年回忆录中的形象。当然，在竺可桢的日记中，龙相齐也有另一面。1937年1月，竺可桢赴香港参加远东气象会议。9日，在赴港轮船上遇到徐家汇代表龙相齐，“与谈一小时”，龙“拟提出台风与低气压须有明确之辨别”。可见，两人在学术上还是有共同的兴趣点，否则不会一谈就是“一个小时”。16日，大会通过海洋气象及天气广播各议案，其中有人提台风警告由各台分区主持一案，竺可桢与龙相齐及马尼拉代表反对，致使议案未能通过。在相关问题上，两人也有共同点，龙相齐似乎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敌对分子”（第6卷，231、235页）。
无论如何，龙相齐一直萦绕于竺可桢心头。1970年2月27日，他阅读日本1964年出版《亚洲之气候》，第一章“中国的气候”引用了澳门出版的材料。由此推测“大概是龙相齐的著作”，批评“日本人之崇拜外国人至于如此。实际中国解放后已大大扩充了气候网，其材料之多非徐家汇所搜集者所可比拟，而犹推崇龙相齐是可笑的”（第20卷，47页）。1971年8月30日阅读期刊，得知龙相齐在加拿大养病。同年11月29日，日记记载了徐家汇天文台与龙相齐的最后一笔，当天中央气象局外事组派人了解世界气象组织（WMO）事宜：
我还谈到1937年在香港参加区域气象会议，我们因为待遇不平而退出情形。那时因尚未有全国气象局，所以中山大学天文台也参加，徐家汇Gherzi龙相齐也参加了。我们那时受了帝国主义欺侮的气是不少的。（第20卷，533页）
两年之后，1973年12月6日，龙相齐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两个月后，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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