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政策往往针对特定行业，例如汽车、钢铁、铜或铝等。此类关税对被保护行业的影响已为人所熟知：由于关税提高了相关产品的价格，国内企业的投入使用、生产规模、工资水平和利润都会上升，而被征税商品的进口则会减少。
而特朗普2.0关税的政策野心要大得多，这些关税几乎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几乎所有商品，目标也不限于保护某一行业，而是意在宏观层面——扩大制造业就业，提高美国的总体产出、工资和生产率，并缩小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
问题在于，局部规律并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整体，简单地假设总体经济会像单个行业那样受益，很容易陷入了“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事实上，普遍性关税引发的宏观经济冲击，甚至可能会使其在行业层面的推论失效。
关税、汇率、整体经济活动与贸易平衡
关于普遍性关税对总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常见的误解源自对国民收入恒等式 Y=C+I+G+X-M 的简单理解。没错，高关税会减少进口（M）；但许多人据此错误地推论，它必然提高贸易顺差（X-M）、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就业水平。事实上，广泛实施的普遍关税将引发一般均衡调整，其最终对总体产出与就业的影响则充满不确定性。
关税的支持者希望通过关税来刺激国内经济活动。但如果经济中不存在长期的失业问题，那么汇率的变化通常会抵消关税带来的大部分或全部额外需求效应。汇率升值会使进口商品更便宜，从而部分抵消关税对进口需求的抑制作用；同时，升值也会使本国产品对外国买家而言更昂贵，进而抑制出口。因此，从宏观角度看，关税在征税进口的同时，也等于对出口征税，结果是贸易平衡未必改善，GDP也未必上升。
这些效应与货币贬值的效果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相当于同时征收进口税和提供出口补贴，因而能够改善贸易收支。其福利影响则更为复杂：贬值之所以能产生有利的宏观经济效应（如降低失业率），恰恰是因为它恶化了贸易条件；而关税则可能改善贸易条件。
在今年上半年的关税动荡中，美元并未像理论预测那样升值，反而总体贬值。这种偏离理论的现象，反映出特朗普2.0的关税威胁反复无常的特性，以及市场对外国报复与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更重要的是，汇率主要由金融账户交易决定，而非仅由贸易流决定。市场对美国其他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总统对美联储的攻击、大规模财政赤字法案的通过、以及制度性信任的削弱——都促使全球投资者抛售美元。
还有若干额外因素会导致关税对产出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对2018–2019年美国关税政策的行业层面研究表明，对中间产品（如钢铁和铝）的加税损害了制造业就业。这类对投入品征税的不利影响在宏观层面被放大，从而抑制总体投资。与此同时，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会削弱总需求，尤其是打击企业投资意愿。
此外，关税会推高消费者价格，从而压缩实际收入与消费。这对储蓄率较低的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正如多恩布什（Dornbusch）指出的，政府对关税收入的处置同样至关重要。如果将关税收入用于削减公共债务，则效果相当于财政紧缩。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返还给公众，虽然会因效率损失而无法完全抵消关税造成的实际收入下降，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负面效应——前提是返还分配与关税造成的损失在收入群体之间大致成比例。相反，如果政府把关税收入用于为累退性的减税政策提供资金，那么整体效果也是收缩性的。事实上，根据美国预算实验室（Budget Lab）的估计，《OBBBA法案》和现行关税政策的综合影响预计将使80%的美国家庭的税后收入下降。
与特朗普2.0设想的不同，上述诸多因素（包括投资下降、消费紧缩与需求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GDP下滑，即使贸易平衡表面上出现改善，也只是因总需求及进口需求的同步萎缩所致。总之，关税很难成为促进增长或就业的有效宏观工具。
关税、制造业和外资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主要动因之一，是相信高关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就业。
制造业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是高薪中等技能岗位的重要来源，是美国“腹地”稳定的支柱力量，也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源泉。许多关税支持者认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是由于长期的贸易逆差，只要通过征收关税消除逆差，就能恢复制造业的繁荣，并弥补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性损失。一些人甚至主张复制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时期的高关税政策。
然而，历史背景早已不同。19世纪的美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升释放出了大量劳动力，进而流向工业部门（以及随后扩张的服务业）。但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早在二战结束时就已消失。战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劳动者逐渐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直到近年）普遍低于制造业。这一趋势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无论一个国家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其制造业就业占比都呈现长期下降趋势，且迄今没有任何国家出现逆转。
用关税来复兴制造业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勒纳对称定理”（Lerner Symmetry Theorem）。根据勒纳的理论框架，进口关税在经济效果上等同于出口税。若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体通过关税手段来增加此前依赖进口的产品的国内生产，那么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势必来自出口部门，因此制造业就业或贸易逆差未必会得到改善。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新增劳动力为什么不能来自服务业呢？实际情况比看上去要复杂。由于服务业产品大多不可贸易（nontradable）——它们无法进口，必须在国内供给——因此，除非国内居民消费和企业对服务的需求下降，否则服务业无法显著收缩。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制造业就业的扩大，必须以总支出（C + I + G）——其中包含服务支出——相对于总产出（Y）的下降为前提，从而形成更高的净出口（X-M）以及服务业相对价格与供给的下降。换言之，关税要取得刺激制造业的效果，首先必须实现贸易赤字缩减或顺差扩大。但正如上文所说，关税并不能实质性改善贸易失衡。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外国投资或许能通过增加美国的资本存量，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税政策带来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确也希望通过筑起更高的关税壁垒，引发一波外资流入潮。然而，关税同时也会产生一些驱赶外资的自然力量，甚至可能让目前已经在美国生产的外国企业也选择撤出。
关税上升后，那些在美国市场上原本凭借垄断力量获取超额利润的外国出口商，可能仍能通过在美国设厂来继续获得（虽然较低的）利润。如果这些利润仍高于他们在本国生产并出口到美国所能获得的收益，他们就可能选择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但他们面临的负面要素也不少：关税导致中间产品价格上升，从而提高生产成本；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使长期投资风险增加（尤其因为投资通常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只能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回收）；此外，还有结构性阻碍，如劳动力短缺、对外国游客、工人和学生的不友好政策，以及对美国制度性稳定性被削弱的担忧。
关税和通胀
作为一种进口税，关税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价格上升的幅度取决于进口供给曲线的斜率。“最优关税”理论认为，小国在世界市场上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s），而大国则有能力影响世界价格，从而使部分关税负担转嫁给外国出口者。然而，如前所述，来自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证据表明，关税几乎“完全传导”（pass-through）到美国国内价格之中。
尽管像特朗普政府这样长期、广泛且高水平的关税在近代经济史中极为罕见，但大多数经济模型和实证研究均指出，美国的家庭与企业将承担关税负担的主要部分。
和2018年–2019年的关税战一样，今年新一轮的美国关税也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哈佛商学院D研究所对高频零售价格数据的研究证实，3月初至9月初，新一轮关税对消费品价格造成了显著影响，虽然传导率不至于达到100%，但可替代的国内商品价格也随之上升，而外国出口商降低出厂价的证据几乎不存在。而Budget Lab的研究则发现，2025年关税有 61% 至 80% 被传导到消费者核心商品价格上，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此外，从更宏观的数据看，美国进口商自身可能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关税损失。
原则上，关税应当导致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上升，而非持续性通货膨胀。然而，由于最终产品的价格存在一定的黏性，价格调整存在滞后，使得价格水平冲击在时间上扩散，进而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较高的通胀率。若关税针对的是中间产品，这种效应将被进一步放大并延续更久。
美联储的一项研究从实证与理论两个角度探讨了贸易成本冲击（包括但不限于关税）对CPI通胀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一国的贸易成本相对贸易伙伴上升10个百分点，则在其他全球效应不变的条件下，若该冲击作用于最终产品，第一年CPI上升约 0.65个百分点；若作用于中间品，则上升约 0.58个百分点，但持续时间更长，同时 GDP显著下降。该模型的关键机制在于价格通过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s）的传导效应，输入品价格的上升往往引发更持久的通胀。
关税的通胀效应还取决于货币政策反应。若货币政策保持宽松（即不抵消价格上升），则通胀冲击会更强且更持久。汇率变化同样具有影响——若关税实施时本币升值，则升值可以部分抵消进口价格与通胀的上升。然而对美国而言，这一机制的作用较小。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进口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价格往往具有黏性，调整速度较慢，即使美元升值也难以在中期显著缓解关税带来的物价上升。
资本流入税
自1975年以来，美国的货物贸易收支一直为负。不少人认为，这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对美国不公的明证，对此，他们有两种主要（但并非互斥）的读解：
第一种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他国在贸易和汇率上的掠夺性做法，因此保护性关税可以视为一种补救措施。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关税对贸易逆差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二种读解认为，美国长期的高贸易逆差主要源自外国对美国资产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带来国际资本流入，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资本账户盈余必须等于经常账户赤字。资本流入通过以下机制扩大贸易逆差：（一）推高美国资产价格，从而刺激消费与投资；（二）压低利率，进一步刺激需求；（三）推升美元汇率，使进口更便宜、出口竞争力下降。
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对资本流入征税，以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2019年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与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 曾就此提出立法方案。
与进口关税不同，资本流入税确实会抑制资本流入，从而必然减少外部赤字。其效果包括推高利率、压低资产价格；提高储蓄、压缩投资。尽管该税只针对外国借款，但由于外国投资者是美国的边际贷款者（marginal lenders），整个经济的利率都会上升，正如进口关税不仅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也会推高替代品的价格一样。
这种税收将损害经济增长，并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这恰是美国在可贸易金融服务领域的比较优势来源。有专家认为资本流入税的副作用较为温和，但这是建立在“美国投资不受影响”的假设上，而这一假设显然不成立。
此外，资本流入税将对金融业造成显著负担。美国向外国居民出售金融资产的月度交易总额至少达5万亿美元。若征收1%的税，每年可带来约 6000亿美元税收，但同时会大幅压缩跨境金融活动，造成市场扭曲。
目前，由于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累积借债，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NIIP）在2025年第一季度末已达到 −82% 的GDP。理论上，一个足够大的债务国可能通过征收借贷税改善全球借贷条件（即降低全球实际利率），但国内借款者仍需支付含税后的更高利率，从而带来负面经济效应。
在理论上，资本流入税改善借贷条件的可能性类似于上文讨论的“最优关税”。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税还可能通过削弱美元汇率，间接减少美国对外国的债务负担。由于美国的对外借款以美元计价，而其对外放贷多以外币计价，若资本流入税导致美元显著贬值，将在账面上把数万亿美元从外国债权人那里转移到美国。但显然，如果美国试图系统性地利用这一渠道，将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提高美元借贷风险溢价，从而抵消任何“最优关税”式的收益。同样地，资本流入税引发的股债价格下跌也会改善美国的NIIP，但代价是国内经济受损。
总之，对美国来说，资本流入税带来的损害远大于理论收益。当然，在特朗普2.0政策未能缩小贸易逆差、而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的背景下，这一政策主张可能转移注意力，从而在政治上获得新的支持。
结论
2025年是美国联邦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25年的税收和预算立法大幅削减了美国预期的所得税收入，一方面将2017年的临时减税措施永久化，另一方面又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临时减税措施，2029年国会很可能会将其再次延长。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幅提高并扩大了关税的使用。到2025年8月，关税收入激增至每月约300亿美元，其中约230亿美元是较2024年同期新增的收入。如果这些广泛征收的关税能够在司法挑战中存活下来，未来十年关税收入可能累计高达2万亿美元。然而，这一数字仍仅为当前联邦所得税收入的一小部分，难以弥补减税造成的财政缺口。
从传统税收政策的角度看，这种财政重心从所得税向关税的转移缺乏合理性。首先，关税是一种特别低效的税收形式，会破坏贸易收益。2025年夏季的关税水平带来的效率损失约占其税收收益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估算尚未计入“寻租”所造成的额外成本。其次，关税的累退性极强，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的负担远高于高收入者。最后，当前的美国关税政策体系复杂而不确定，不断变化的政策使进口商和海关面临高昂的行政成本，也为腐败与政策寻租提供了空间。
加征关税的主张，往往出于两个诉求：一是矫正美国的贸易失衡；二是振兴美国制造业。但从经济逻辑与经验看，这些诉求都难以通过关税来实现。
高关税无法根治美国的贸易失衡。作为净借款国，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并非由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引起，而是由国内财政赤字和高消费倾向导致的结构性失衡。当前，在和平时期与充分就业环境下，联邦预算赤字仍超GDP的6%。此外，高关税虽然会减少进口，但也会削弱出口——因为关税将经济资源从出口行业重新配置至进口替代行业；出口还将受到报复性措施、美元可能升值以及关税中间品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等因素的损害。
关税同样难以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相反，高关税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中间品价格提高），供应链中断，并且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投资风险。虽然部分进口竞争行业可能受益，但其他部门将同步萎缩，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最终导致价格水平上升、增长放缓。
归根结底，将关税视为普遍性财政收入来源是一种错误做法。事实上，其他发达国家都普遍避免依赖关税作为主要财政工具。在基于规则贸易体系中，它仅可用作补救措施，或者在短期内帮助产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限制与竞争对手的贸易以及降低供应链风险可能需要适度征收关税，但即使是这些情况也会造成附带损害，并导致贸易格局重组，因此需要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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