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浙江大学杭州文化研究中心（杭州城市文化研究中心）揭牌。中心由浙江大学与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社科联共建，中心主任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罗卫东，曾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校长，1998年开始研究杭州城市文化。
2005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八项工程”的战略部署。20年间，杭州如何挖掘、研究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精神”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文化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有哪些？
带着这些问题，8月21日，“浪尖：万亿之城2030”调研课题组专访罗卫东教授。罗卫东说，杭州是中国较早提出城市人文精神的城市之一，“城市要有‘人设’，不符合‘人设’的，坚决不做”。 “没有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就没有灵魂”。
在谈及城市发展时，罗卫东提到，尽管杭州城市发展在特定阶段依赖土地财政，但城市开发从没有突破“山水”自然的底线。他认为，杭州城市建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自然、生态与生活相融合，以“经营城市”为理念，将城市视作文明交汇与生活体验的载体。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杭州文化研究中心（杭州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卫东
杭州以“经营城市”理念建设城市
澎湃新闻：正如斯密所说，文化产业是需要将理性与感性结合得较好的产业，而数字技术可能正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更好的媒介，杭州在这方面可能有更多优势。
罗卫东：1998年底，杭州发展研究会成立。其实在研究会成立之前，当时的杭州市计经委长规处和市委政研室就通过当时担任杭州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的罗卫东，组织开展了一个名叫“杭州发展特色研究”的大型课题的研究，这个项目主要研究如何明确杭州的特色。我们认为，必须准确把握这座城市的根脉，明确其未来应循何种路径发展、走向怎样的未来。杭州因西湖而兴盛，但也受限于西湖；若一味困守于“西湖时代”的格局之中，其发展空间必将受限。过去二十年间，杭州市政府苦心孤诣“经营城市”，将城市视作文明交汇与生活体验的载体。目前所呈现的城市面貌，正是一种生活化的成果。我们当时也具备一定的哲学前瞻性。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钱塘江南岸当时属萧山辖区。彼时萧山与杭州市区仍分属两套行政体系。在浙江省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下，萧山虽在地域上划归杭州，名义上属杭州市管辖，但其财政直接对接省级，余杭亦然。因此，这两地在政策制定与发展方向上并不直接听从杭州市级安排，主要遵循省级政策导向。
澎湃新闻：原来的杭州市区与周边县市相互独立，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扩张，再将发展资源有序铺开。
罗卫东：原本城区仅包括西湖、拱墅、江干、上城、下城等区，而现在除西湖区外，其他各区面积都有所扩展。余杭区域东西跨度大，从城东至城西均覆盖其中。临安设区以后，杭州城区的面积已扩展至安徽省歙县和绩溪县边界，进一步扩大了杭州城市行政范围。杭州城市向西发展战略具有前瞻性。西部经济活力目前较弱，需依靠杭州及淳安带动发展。总体而言，杭州在现代制造业方面有较大发展潜力。
目前杭州通过地铁延伸至嘉兴、绍兴、湖州等地毗邻杭州的区域。从这样的腹地范围看，杭州未来经济辐射的空间完全有可能超过上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在西南方向具有区位优势，几乎在500公里半径范围内无其他大城市，最近的省会城市和大城市是福州、南昌和合肥。
没有“人设”的城市难以持续发展
澎湃新闻：如何评估杭州的国际视野？在长三角城市格局中，杭州历史文化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它与南京、上海、宁波等城市有何不同？
罗卫东：21世纪初，宁波的工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宁波的GDP逼近杭州，其中二产反超杭州数百亿元。“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这让杭州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杭州已处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市委常委会专题研讨下一步发展对策。
杭州是一座具有一千四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古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杭州完全融入上海，存在情感上的障碍。因此，我们更加坚定地立足于自身发展，突出城市独特优势。融入并不意味着失去自我，如果没有自身的底气，也就失去了平等融入的资格。杭州的根源肯定是从文化中来的，而且做任何事情都要与文化气质相匹配。城市也有其“人设”，如果我们所做的决策与这一定位不符，发展也难以持续。我们首先应明确城市的身份定位，所以我们提出了“人文精神”。
澎湃新闻：城市“人文精神”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理解？
罗卫东：杭州的城市精神最终确定为8个字：精致、和谐、大气、开放。这八个字得到了广泛认同，大家普遍认为这八个字准确概括了杭州的城市气质。一方面，杭州生活精致、湖山秀美，武林烟火，钱塘繁华，尤其是南宋的精致生活美学，已经沉淀为这座城市骨子里的气质；杭州的历史传说，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也体现了柔美、细腻的一面。但另一面，杭州不仅有精致秀美的西湖，也有波涛汹涌、气势撼人的钱江潮，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等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其激越昂扬、气壮山河的事迹均与杭州密切相关，他们的精神正是杭州大气开放的历史印证。此外，杭州湾虽因钱塘江水文条件不宜停泊大船，但这里同时拥有运河与钱塘江两大水道。京杭大运河以南端终点和重要节点的身份，赋予了杭州开放流通的基因。杭州最初的兴起，得益于大运河带来的交通与贸易优势。
杭州正是依靠将自然、生态与生活相融合的哲学理念成为了“新杭州”。事实上，杭州是国内第一个正式提出“人文精神”的城市，这一理念在2002年被写入杭州党代会报告。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这种定位听起来有些特别，但恰恰体现出这座城市独特的发展思路。杭州明确提出打造“生活品质之城”，作为城市发展的总目标。这个目标非常有意义，让城市真正静下来，将生活视为城市主要面对的场域。
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这些方面都应与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生活是具体的、分散的、具身的日常经验，不是抽象和空洞的政治口号，因而是分布式、多主体共同构建的。生活的真正主体是百姓、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而非行政部门和官员。在这一理念下，杭州的城市的规划建设就锚定了“生活与发展”这个永恒而又常新的主体。
自2003年起，杭州在“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引领下，开启了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历史进程。创业精神与城市气质高度一致——我们既不“躺平”，也不盲目追随社会风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杭州的独特个性。
我们逐步形成了一套引领杭州城市发展的价值理论，我认为这是文化层面的核心建设。没有价值观引领，文化产业就没。单靠市场调节，文化难以健康发展，因为市场多变而易变。唯有通过供给侧的文化引领，才能主动塑造市场，这是文化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观讨论。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常面临外来员工与新市民的融入问题。在杭州，他们不被视为“外人”。无论是台上授课的专家，还是普通市民，都是文化的共建者。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正是要增强所有参与杭州建设者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构建“情感共同体”和“事业共同体”。所有的居民，不论是老杭州人，还是新杭州人，他们都分享着杭州发展的荣誉，最终形成“荣誉共同体”的意识。他们认同这座城市、热爱这里的生活，乐于在此奋斗。
澎湃新闻：“生活品质之城”“经营城市”这些城市发展理念，对杭州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罗卫东：杭州在品牌经营与品质生活理念逐步确立之后，一系列重要变化随之发生。2003年，马云回归杭州，抓住机遇实现了惊人的跨越式发展，阿里巴巴急速壮大。在政府引领与核心企业极化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大批IT企业迅速聚集到城西未来科技城、海创园，吸引大量新兴产业的创业者聚集，互联网与电商生态日趋完善，最终形成今日已达数十万人的庞大产业集群。
在城西科创园、滨江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崛起之前，浙江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目标城市是上海、深圳，甚至苏州也成为浙江大学学生就业的热点城市。20多年来，随着像阿里、海康威视这样的平台型企业和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带动了产业生态的更新，本地产业提供的高品质就业机会越来越大，杭州已经成为大多数浙大毕业生首选的就业城市。优质人才的聚集又带来了科技活力和产业新动能，杭州的经济进入了高素质人才与产业创新的良性互动发展通道。
澎湃新闻：在本次调研中，有企业提到，杭州的“山水”很适合创新、创业。
罗卫东：我曾说杭州是座常规城市，但它的创新文化确实值得深入研究。淘宝、蚂蚁金服、菜鸟、电商直播园区这类人工智能数字化时代的创新经济体，已成为杭州创新创业和就业吸纳的核心平台，大量初创企业依托其生态发展。通过外包开发配套业务，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圈。“六小龙”现象只有置于这样的创新生态圈，才能够被准确把握和理解。
按照熊彼特的思想，创新决不是理性经济人的动机所能理解和解释的，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其动机非理性的。这些动机中，最强大的一类是创新者从创新活动自身获得的巨大乐趣，创新成功后的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普遍的创新是不可能仅靠急功近利的动机来实现的。眼下很多地方的管理部门诉诸政策激励等外部因素去刺激创新，或者靠严格的KPI考核去推动创新，多半欲速不达，甚至缘木求鱼，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激活创新主体的内生动力。
杭州是一个国际风景旅游城市，长期以来形成了较为精致、闲适、散佚、自由的城市文化调性，杭州人不以吃苦耐劳、拼搏奋斗的性格见长，而是以率性而为、追求精致和谐的品质生活见长，典型的杭州人不是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那一类，而是即便囊中羞涩，也要过尽可能体面、精致、闲适生活的人。或许是这样的一种城市气质，使这座城市在重化工业化时代混得不温不火，而在各种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它仿佛找到了最好的产业载体，展示出得心应手的身姿。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时代，杭州也活跃着一批发烧友，玩收藏、玩创作、玩艺术、玩发明，总之，不是要从这些事情上获利，而是热爱，是享受乐趣。这种已经深入到城市骨髓中的“玩兴”，一旦遇到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遇，就像种子遇到阳光雨露和肥料，一定会茁壮成长，从树木和森林，从森林到生态--创新的生态。以“六小龙”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正是这个生态的一部分，它们既是生态的得益者，又是生态的贡献者。
一个显著的特征，杭州的创新文化由科技发烧友而非传统企业家推动。浙大毕业的人往往以寝室为单位进行创业尝试，彼此知根知底。有些人去过加州或MIT后发现国外创新风口已过，最终选择聚集杭州城西。现在两三百个创业团队都采用这种模式——因杭州宜居留下来，用游戏化的方式推进项目。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集聚现象，就像武林路女装街或餐饮一条街的形成一样，创业者聚集在类似海创园这样的空间中，共享知识、交流思想，形成志同道合的社群。随着资源不断积累和创新生态的自然生长，优质项目便会涌现并落地成为现实。
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庞大的创业者基数，让他们在市场中经历浮沉、失败与成功。只有基数足够大，才更有可能孕育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城西科创大走廊以浙江大学为起点，向西延伸50公里，是杭州重要的科技创新轴。这里集聚了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阿里巴巴、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等众多高能级平台和龙头企业。目前，大量创新企业和小龙头都在这条走廊上成长起来。如果深入这些创业空间，会发现很多公司规模不大，但非常专注。
产业发展不破“山水”自然生态底线
澎湃新闻：刚才我们提到了发展观念和空间布局，接下来想讨论产业内容。如何看待杭州产业发展的重点？
罗卫东：我认为杭州首先应聚焦城市品牌建设，通过提升城市整体价值带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使其成为支撑杭州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之一。杭州一直以“生活与发展相结合的城市”为定位，因此在那个阶段，土地招拍挂收入是市本级财政收入中的大头，这是政府掌控的可支配财力的主要来源，坦率地说，在那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能像土地这样，为杭州本级财政提供如此稳定的底层支撑。
杭州将源自土地出让金的财政资金持续投入到城市经营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地铁建设、城市空间拓展，以及为商业、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预留的空间，都需要精细化的规划与建设。杭州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运营的方方面面，都很用心地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品质生活的要求。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用心，如人行道与车行道交叉处的缓坡、十字路口非机动车道上的挡雨遮阳棚、斑马线礼让行人等等。
城市需要坚守自己的“人设”，而非盲目迎合短期需求。杭州始终将城市特色、调性和“人设”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所有政策都强调“理想”——一个理想的城市必须有城市的理想，否则无法建成。杭州还注重价值观和整体审美，这是城市的新标准。
历史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发展，应形成开放、包容和多元的创新生态
澎湃新闻：当前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您对杭州文化挖掘和文化产业发展有什么建议？
罗卫东：我自1978年来杭州就读于原杭州大学，迄今已近半个世纪，我与杭州的关系，从原来的“过客”、“邻居”，变成了“家人”。从1998年开始，我便从学理上关注杭州、研究杭州，自2005年，杭州市委邀请我担任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首批成员以来，20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社会组组长和副主任，2020年，我受命出任杭州市属的浙大城市学院校长一职，更是成为杭州教育事业的一份子。因此，我自己可以说不仅是杭州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参与者。
我越来越意识到，杭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之深厚、现代转型经验之宝贵、未来发展前途之光明，还远远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受限于专业研究力量的不足，也受限于注意力的局限，杭州这座城市有很多的文化题材的深度研究，尚未启动。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也更深入地研究杭州这座城市，浙江大学与杭州市联合建立了“杭州文化研究中心”，我目前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正在以高的文化站位和全球学术视野，组织海内外专家，开展持续的系列性的深度研究，希望推动杭州文化研究走上新的阶段。
新时代的杭州文化研究，绝不只是象牙塔内知识精英的圈子活动，而是突破圈层、推到围墙，让更多杭州文化达人、知客参与其中的社会性的行动，多元开放的文化采掘行动和文化创新实践。多年前，我就曾经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联合国际顶尖的影视制作机构，打造良渚古文明兴衰的史诗巨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视觉增强技术完整复原宋代临安城或者用数字手段复活马可波罗笔下的天堂之城的景象。但是，这样的一些知识转化、文化活化的项目，必须有扎实的学术研究的保障和支撑才行。而这必须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产业界的高水平专家同心协力才能向前推动。不过，我对未来很有乐观的期待，前面我也说过，杭州的创新生态就是因为有一大批“文化玩家”“创新发烧友”才得以形成，我相信这样的生态在促进杭州文化研究与成果应用方面也会显示出其独特的功能。
（本文执笔人吴英燕系澎湃研究所研究一部总监。浪尖“万亿之城2030”课题组由澎湃研究所、上海国有资本研究院联合组成，成员包括：张俊、罗新宇、吴英燕、吕娜、包青亚、王金涛、张志朋。感谢实习生吴子玉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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